相信很多人會有疑問：這是不是意味著人類打破了愛滋病的魔咒？這種治癒方法能被更多的人複製使用嗎？
先來看，這兩位患者是怎麼治癒的
愛滋病毒主要侵犯人體的免疫系統，著重侵害的對象是CD4+T淋巴細胞。與新冠病毒相似，愛滋病毒也需要一個侵入人體細胞的輔助受體——CCR5（可理解為打開細胞大門的鑰匙）。倘若人體中沒有這把「鑰匙」，愛滋病毒也就不會像渣男一樣，榨乾了這個細胞，又光鮮亮麗的去尋找下一個新歡。
巧的是，世界上第一位被治癒的愛滋病例，就與CCR5有關。
他叫蒂莫西雷布朗，同時患有白血病和愛滋病。2007年，布朗在德國柏林接受白血病骨髓移植治療後，體內的愛滋病毒也被消滅了。在治療白血病時，布朗首先接受了放射治療以殺死癌細胞和在骨髓中產生癌細胞的幹細胞，然後接受了來自健康捐贈者的骨髓的移植手術，用以產生新的血細胞。
這位骨髓捐獻者攜帶 CCR5-Δ32的基因突變，導致CCR5缺失。科學家分析，可能正是由於布朗在接受骨髓移植後，也有了這一寶貴的基因突變，使得新生的免疫細胞沒有了能夠與病毒相結合的蛋白質受體。病毒失去了侵入細胞的「鑰匙」來增殖自己，最終被人體徹底清除掉了。
至此，布朗成為了世界上第一位被治癒的愛滋病患者，也被稱為「柏林病人」。很遺憾的是，類似「柏林病人」的治癒病例，沒有再出現過。
再一次給愛滋病人帶來希望的，就是一年前著名學術期刊《自然》上發表的一項研究。一位被稱為「倫敦患者「的HIV感染者，在接受治療淋巴瘤的造血幹細胞移植療法之後，HIV感染進入持續緩解，即使停止服用抗病毒藥物，在隨後的18個月裡也沒有發現HIV復發的跡象。
直到前幾天，作者將一年前發表於《自然》的「倫敦患者」在CCR5-Δ32造血幹細胞移植後的病情評估從「長期緩解（remission）」改為「治癒（cure）」。
無獨有偶，這位「倫敦患者」與「柏林病人」有著很多的相似點。一是他們同被愛滋病和癌症纏身，「倫敦患者」患有霍奇金淋巴瘤，「柏林病人」患有白血病；二是都接受了造血幹細胞移植手術；三是願意捐獻骨髓的人必須攜帶 CCR5-Δ32的基因突變，即對愛滋病毒有抵抗力。
這種種「巧合」，才出現了世界上第二例被治癒的愛滋病患者。
人們常說，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那麼，以上三個條件在治癒過程中分別占多少比重呢？咱們逐一來分析。
愛滋病毒感染者更容易患癌症
愛滋病起源於非洲，後由移民帶入美國，不久之後，愛滋病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大洲。1985年，一位到大陸旅遊的外籍青年患病入住北京協和醫院後很快死亡，後被證實死於愛滋病，這也是大陸第一次發現愛滋病。愛滋病之所以會置人於死地，就是因為愛滋病毒會使人的免疫功能失衡。
健康人的免疫功能平衡，身體裡面的腫瘤、癌變細胞能夠及時地被發現、清除，保持我們健康。但對於愛滋病毒感染者來說，由於他的免疫功能下降，細胞容易突變，特別是癌變，免疫系統無法控制，所以愛滋病毒感染者比健康人更容易產生腫瘤。據一項調查顯示，40%以上的愛滋病毒感染者容易患惡性腫瘤，癌症逐漸成為愛滋患者的主要死因。那麼，是否這些身患愛滋和癌症的病人都能做幹細胞移植手術呢？
幹細胞移植手術並非想像中那麼簡單
對於柏林和倫敦的這兩個治癒病例，我們可以說是找到了治療愛滋病的靶點，但要想普及到更多人，依然是困難重重。
一是幹細胞移植的安全性問題。病人在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之前，要進行強度很大的化療，清空原有的骨髓造血系統。這意味著，此時患者的免疫功能幾乎是零，就容易發生各種感染。即便能堅持完成造血幹細胞移植，之後也可能會出現強烈的排斥、感染等現象，甚至造成死亡。
二是幹細胞移植的應用有局限性。同種異體幹細胞移植需要配型，並且僅限用於合併血液系統腫瘤（各類白血病、多發性骨髓瘤以及惡性淋巴瘤）患者。前面我們提到，兩位被治癒的患者都是患有血液系統腫瘤，他們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的初衷是為了治療血液病。還比較幸運的是，他們找到了合適的配型。但是，這真的也很難。
自帶CCR5-Δ32基因突變的幸運兒太少
人體中共有2萬多個基因，基因是由鹼基組成的。人體有30億個鹼基對（一半來自於你爸，一半來自於你媽），每一個基因都是由ATCG四種鹼基排列組成，由於生物體本身的複雜性，所以基因的長度並不統一，各有差異。
在CCR5基因中，如果缺少基因編碼區的32個鹼基，CCR5基因就不能正常編碼蛋白，也就成了所謂的CCR5-Δ32突變。然而，只有來自於父母的純合的CCR5-Δ32突變，才能對抗愛滋病毒。但是，攜帶 CCR5-Δ32的基因突變的人太少了。據相關研究統計，目前只有約1%的高加索人（主要是歐洲人）有這種純合的CCR5-Δ32基因突變。找到這種「幸運兒」，並且人家還願意捐獻骨髓，難道有多大可想而知吧。
據世界衛生組織官網顯示，到2018年底，全球約有3790萬人在遭受愛滋病的折磨，這其中還包括很多無辜的孩子。人類要想徹底攻克愛滋病，依然任重而道遠。